【案情】

2011年6月12日，被告朱某某在自家宅基地建起以免围墙，并延伸至原告覃某宅基地，原告覃某不同意并于当日推倒建在自家宅基地之上的部分围墙，被告强行再建以致双方发生争吵并进而扭打。原告被打伤后住院治疗29天，后经法医学鉴定伤情为伤残八级。原告出院后，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卡报得医药费4750元，在与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后，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医药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21850元。

【分歧】

该案在审理的过程中，就受害人已获得社会医疗保险补偿的医疗费部分能否再行要求侵权人予以赔偿，出现了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可再行要求侵权人予以赔偿。受害者的医疗费损失应界定为财产损失。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了人身损害案件中权利保护的范围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将受害人的人身损失列举为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第十八条即明确规定了医疗费纳入了财产损失范围加以保护，显然，受害人的医疗费损失应当为财产损失。受害人在同一损害事故中所受到的财产损失是一定的，故其得到的赔偿总额不应超过实际损失。《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不可以就同一保险事故中遭受的财产损失获得重复赔偿。这也规定了财产损失不得重复受偿。

第二种意见：仍可再行要求侵权人予以赔偿。

【析理】

对此，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不断完善，法律对国民权利的保护亦日趋完善。类似本案的侵权行为于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就已为社保获得补偿部分医疗费损失再向侵权人进行主张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受害人获得医疗保险补偿与获得侵权人赔偿的权利性质不同。受害人在人身损害事故发生后产生的医疗费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获得补偿是基于受害人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所应当享有的医疗保险权利，是特定的保险合同利益。而向侵权人主张赔偿显然是基于民事侵权，前者是特定的合同之债，后者是民法上的侵权之债，且这两种债的主体并不一致。故社会医疗保险对受害人的补偿不能影响受害人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医疗费。

首先，在民事侵权案件中，人身权利遭受侵害后所产生的损失分为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所带来的赔偿形式为各项财产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依《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医疗费作为财产损失的一部分，当然可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但这种民事权利带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应当区别于《保险法》中规定的财产权利。《保险法》的调整范围仅限于商业保险行为，其不能调整社会保险行为，况且《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物并不包含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是人的身体之外的具有物质载体的物及与该物相关的财产利益。这就决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财产损失不能作任意、扩大解释，不应受《保险法》第五十六条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不可以就同一保险事故中遭受的财产损失获得重复赔偿之规定的调整。

其次，受害人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所带来的保险利益应当由受害人自己享有，而不应当成为侵权人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的法律理由。医疗保险待遇是根据公民个人的条件和贡献给予的保障，公民享有的基本医疗待遇已属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因此，通过保险人个人账户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付的费用，是基于保险人缴纳医疗保险费而享有的医疗保险收益，如果因保险人获得了该保险利益而免除责任人的赔偿责任，那就构成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没有得到赔偿。因此，医保基金已报销的医药费，应当能再要求赔偿的。同样，如果受害人先前获得加害人全额医疗费赔偿的情况后，仍然可以要求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报销应当报销的医药费。也就是说，在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医保基金支付与赔偿义务人赔偿责任，受害人可以兼得。

再次，受害人通过社会医疗保险获得部分医疗费补偿，这种权利带有一定的公共福利性质，不是纯民事权利。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险金主要来源于三块，一是个人缴费，二是单位缴费，三是政府补贴。从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险金构成看，社会医疗保险具有一定的行政给付性质。所以受害人的社会医疗保险权利与向侵权人主张赔偿医疗费的权利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权利。前者是社会福利范畴的权利，后者是民事范畴的权利，彼此不应互相牵扯和影响。 

（佘卫刚）